【对话百岁】燕大教育对我的影响(上)|世界焦点
来源:  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
时间:  2023-02-20 08:04:31

2022年10月,张澍智学长(中)与前来探望的校友会代表张宛佳、杜森合影

作者简介

张澍智,1941年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号W41008,入学三月余北平沦陷。1944年21岁生日时,出生入死抵达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1946年回到北平燕园、继续上外语系三年级,1948年毕业。7年大学生涯中前3年饱尝战乱、流亡、饥饿、沿街乞讨以及迷茫绝望,只在燕大学习期间才感受到青春的激情、学习的乐趣,以及良师益友的熏陶和指引。“燕京大学”四字在作者心中所占的位置始终居高不下,她的记忆也永远不会褪色。


【资料图】

作者1991年退休时是中医研究院英语教授,为我国中医走向世界、中西医结合伟大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张老学长现居北京西郊的老年公寓,虽年届百岁,晒太阳、散步、弹琴、说笑、见朋友/联系朋友乐在其中。去年十一期间,校友会领导前往探望、祝寿,最近校友会代表致电问候,张老学长都非常开心。

《燕京大学与我》是作者自上世纪90年代起十多年间为《燕大校友通讯》等刊物撰写的三十余篇文稿和报导的合集,作者希望籍此带给校友们往日的回忆,给无缘相识燕大精神、误以为燕大即是北大前身的下一代留下历史的真实。本文选自该文集,限于篇幅所限,分为上下连载。

《燕大教育对我的影响》

半年前王百强学长约我写篇有关燕大西语系教学情况的报导,我当即答应了,原因是我早就有这个打算,想把1945-1948年在燕大学到的东西整理一下,看看哪些课程在哪些方面对我离校后五十年的生活和教学工作影响最大,就算是一篇通过实践,检验燕大教育对我一生影响的总结吧。

张澍智(燕京大学求学期间照)

但拿笔写来,发觉这不是件容易事,若只罗列四年的课程、得了多少学分或每门课的成绩如何并不难;甚至大多数任课教师的姓名、教学特点以及其音容笑貌我都记忆犹新,但是我认为光写这些还不足以彰显燕大教育的精神实质及其威摄力。因此我想从德、智、体三方面来阐述也许更真实、更具体更全面些。可惜我的能力有限,仅写出一些亲身感受,不足之处,尚请各位学长指正。

先谈智育方面。

大一时我的必修课只有三门,一是大二英文,一是第二外国语——法文,另一门就是体育。人文生物、经济学概论、中国通史虽说是选修,但按学校规定,文理学院、法学院及中文系的课不能不选一门。因此我真正出于自愿选修的只是梅倪逢吉女士教授的家政学概论和室内装饰,这门课程期末的试题是独立设计一间客厅的布置方案并说明构思的理论根据。记得梅夫人不仅给了我一个8分,并且建议我转入家政系。可惜我中学数理化的成绩太差,自知进不了理学院,因而作罢(家政系属理学院)。

大二英文的老师是周国屏女土,教材是Dickens的《双城记》。我虽侥幸通过大一英文免读考试,但上周老师的课仍觉吃力。周老师主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因此从不逐句讲解课文,而是要求我们自己课下认真预习。若是你头天晚上不到图书馆下功夫翻阅Webster大辞典,第二天轮到你朗读课文或回答问题时,就要面对周女士的严峻目光了。但如果你有了充分准备,那么周老师纯正悦耳的语音会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去冬一个偶然机会,我又重读了这部文学巨著,闭目瞑想时,仿佛又回到成都陕西街那间简陋的教室,耳边又响起周老师示范时极富魅力的朗读声。

《双城记》

经济学概论对我这没有经济头脑的人来说是门艰深的课程,第一学期尚好,第二学期只得个3分。学了一年的经济学,不过是一笔糊涂账,只记得一个词“Margin Utility,”可惜其含意至今仍未弄明白。

第二学年本科必修课共27学分,计法语6,英国文学史6,语音学4,英诗选读6,维多利亚时代散文3,阿诺德研究2。选修的只有中国戏剧小说和西洋通史。

在成都期间法语老师更换数次,再加上我未下苦功,成绩一直很差,如今能听懂的法语不超过十句,而且还都是最简单的。教英国文学史的是一位年轻的伦敦人,一口音正腔圆的牛津英语说的极快,诵诗时像唱歌一样,更难让人听懂。这门课是金女大外语系开设的,我和燕大西语系同班生刘梦莲从陕西街赶到华西坝时,教室里早已乌鸦鸦坐满了二五十人。这位老师每课必叫学生起立回答问题,而我一被提名站起就慌了神,往往张口结舌,憋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老师说:“请坐吧,小姐,你答不出,但我相信你会答。”而且给我打了个高分,此事令我终身感激不尽。20年后当我也站在讲台上教课时,每遇到神经紧张型的学生,只要我如法炮制,均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这就使我更加感激那位老师了。

教大二语音学的是语言学大师,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方桂教授。他的教室设在教士楼的大客厅里,大家围坐一圈,授课听讲都很方便,只是语音课的内容十分枯燥,坐在软软的沙发里不免使人昏昏欲睡,幸而教授夫人有时给学生端来颇起提神作用的茶水和小点心。

李方桂教授与夫人徐樱

四十年后我在美国加州Biola大学研究院选了一门名叫Syntax and Morphology的课程内容是对语言的基本单位——音素作系统研究,通过分析、归纳,找出语音及语法的规律,从而在最短期内掌握这种语言的词法和句法。这门课艰涩繁琐,那年选修此课的只有三名学生,除了63岁的我之外,一位是专修语音学的美国硕士生,另一位是海地留学生。我问那美国人为什么选修此课的人这么少,她说任教的这位教授是位出名的小气鬼,一向以判分苛刻自诩。当时我以手加额,庆幸自已曾在成都受过李方桂老师的教导,否则期末此课程准保及不了格。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诗散文由吴宓老师教授。他的教学法与众不同;常常坐在讲台上独自沉浸在一首好诗中,反复吟诵,旁若无人。他那晃头闭目的样子往往令同学忍俊不禁,但如今想来,这种对诗文的深刻理解和欣赏具有深远的感染力能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走近文学的殿堂,从而终身受益。他的考试方法更为独特,考前就公布考题——“默写诗文”,不拘作者,不拘题材,以量多取胜。记得考试前夕,我饮了多杯浓黑咖啡,足足背了一整夜,第二天在考场上竟默写出一百八十多句诗文。尽管如今记得的已寥寥无几,但总算见识过英国文学史中数位大师的不少名诗佳句。

大三时专业课的比重大增,每周课时是莎士比亚3,大二写作课2,翻译2,教育学概论3,选修的音乐欣赏和变态心理学各三课时。

第一学期的莎士比亚课把莎翁著名的历史剧、悲剧、喜剧和十四行诗差不多都涉及到了,第二学期就专攻”麦克白斯”一剧。教授是年近古稀,白发苍苍的Dr.Breeze。他常是面带笑容,露出一幅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每堂课一开始总要来个quiz,下堂课他把测验批改后记上分数再分发下来。这个办法真要命,逼得谁也不敢不按他的要求认真复习。当时老先生体弱多病,尽管后背有些佝偻,步履有些蹒跚,但他每晨必准时上课,甚至有时带病走上讲台。年轻人见他讲课时声音沙哑,气喘吁吁,都为他捏一把汗。多年后,作为教师,我一连数年不请一天病假,从而常遭学生埋怨,这固然由于我体健少病,但也不能排除Dr.Breeze树立的榜样在我心中所起的作用。

陆志韦先生在第一、二学期分别传授英译中和中译英的法则和技巧。谁都知道陆先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担任此课实在有些大材小用,但他不仅在教学上一丝不苟,而且出言谦逊、态度温和,对学生不同的译法常持尊重态度,从不疾言历色横加指责。记得他在48年我班毕业年刊的赠言中,叫我们作赵穿的“冬日之日”,“世上的光”,当时我未能理解其中寓意,直到20年后在最最寒冷黑暗的日子里此话才对我发挥出巨大威力,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燕大校长 陆志韦

大四时,除了一门心理学,两门中文系的课程外就都是英语专业课了;计英语教学法5学分,古代文学6学分,现代文学3学分,毕业论文3学分。

当时西语系代主任是Anne Cockran女士她的“教学法”一课是本系的重头戏,所有本科生都必修。Cockran女士以衣着简朴、不修边幅称着。有一次,也许因为冬晨天未大亮,她穿了一只棕色一只黑色的鞋走上讲台,惹得前排女生交头接耳,后排的男生都站起来看个究竟。她发觉后,对女生披头盖脸一顿狠批,可对男生就客气多了,这使女生们很不服气。但在教学方面她却一视同仁,对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认真对待。讲授发音时,她给全班同学依次单独上课,把每个人发元音辅音时的优缺点详细记录在一个密密麻麻的表格上,根据这个“档案”,她对每人的发音情况都了若指掌。记得她指出我发[e]和[i]两个元音不正确,叫我反复练习并予以纠正,然后每隔一两星期就专拿带[e]和[i]的单词考我,给我留下痛苦但却深刻的印象。她这一手后来成为我的教学法宝之一,在纠正湖南、湖北藉学员的[l]及[n]和北京学员[v]时屡见功效。这种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法实际上并不难,但需要教师的耐心、细心和爱心。

蔡元培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匾

四年级下学期的毕业论文课,旨在交流应届毕业生撰写论文过程中的经验或遇到的问题,同时自己写就的部分由作者宣读后,再在同学间展开讨论。但“讨论”这一点很难作到,因为每个人的选题不同、内容各异,别说讨论,有时连听都听不太懂。比如吴婉先写的是评论Dickens作品中的社会问题;婉莲阐述的是Eliot一部小说中的自传成份;吕乃泓分析的是莎翁一个悲剧角色的心理状态等等。每篇论文都各有特点,不仅专业性强,而且涉及面广,听者不便也不可能提出任何意见,更无从讨论。尽管如此,聆听诸多不同风格,不同手法,不同内容的文章既可大开眼界,拓展思路,又能发现不少足供自已借鉴之处,何况那些生花妙笔出自同龄人之手,倍觉亲切之余自然易于仿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曾繁明同学。他那篇“A Study of London”实际上是一张十七世纪伦敦市区的地图。我当时认为这又不是地理课,画张地图算怎么回事,再说他那带四川口音的解说词又令人费解。但他引经据典、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得老师的好评。事隔数十年,我给学生上”Going Abroad”时,有一课专讲伦敦的地形,我模仿曾繁明用彩色笔绘制一张地图,没想到大受学生欢迎。有人说,“这课的句型难度最大,但有了图解,所有的句子都记住了。”

Dr.Sailer的“心理卫生”,许勇三老师的“音乐欣赏”和沈遒璋教授的“变态心理学”可算是燕大最抢手的选修课。1941年“心理卫生”课设在睿楼的梯阶教室里,室内容得下百多名学生,但分析病例时,全班学生分成五六人一小组分别到Sailer家去上课,从而每人都有机会坐在老教授面前亲聆他的教诲。

1980年侯仁之夫妇看望Dr.Sailer(夏仁徳)夫妇

音乐欣赏课名为“欣赏”,实际在课堂上并不轻松,许老师严肃认真,要求他的学生听完一段没头没尾的乐曲之后,立即说出曲名、曲作家姓名,乐曲的特点和时代背景。这可真有点难为人,若不全神贯注或反应迟钝就决过不了关,但这门课效果甚好,一年下来,每人听到任何一部西洋名曲时都不会再耳生了。

沈遒璋先生是我敬佩的老师之一,他留学法国,但上课时用流利的英语讲授,作为Freud学派的专家他好象也懂德语。记得当时班上同学中有黄宗江、丁力、孙道临和费美云等高年级的学长,我不仅学号小两三年,而且学疏识浅,上此课不免有些胆战心惊。后来沈先生带我们到精神病院去研究几个病例,才逐渐对变态心理学这门深奥但却有实用价值的学科有所了解,从而对之发生了兴趣。

总结四年中从课本上学到的东西不过杯水车薪,只在浩瀚的知识领域里打下一层基础而已。而书本外或课堂下所受到的熏陶和感染才使我受益匪浅。比如:

一、扩大了知识面。纵观四年的课程安排,选修课对我影响之大与必修课相比,可说是不相上下。如“室内装饰”“心理卫生”、“音乐欣赏”“中国戏剧小说”等使我在专业外接触到广阔的天地,拓展了知识面,开扩了眼界,在培养业余爱好提高对文艺的欣赏品昧和个人素质及修养诸方面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培养自学能力。燕大的教师大都对学生持谦和、尊重态度,不仅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支持不同见解,同时着重训练学生的自学能力。记得在大三写作课上老师教我们如何写提纲、如何突出文章的Climax,在阅读方面教我们如何博读选读、速读;如何抓重点;记笔记。1986年我在Biola上学时,每星期都要从图书馆抱一大摞参考书回宿舍去写数千字的Paper,虽然经常得开夜车才能交差,但从没有“一筹莫展”之感。那时我才明白,燕大老师们给予学生的不只是桶中水,而是水桶本身,可供学生自己从知识的泉井里自由汲取活水。

三、提高学习兴趣。站在燕大讲台上的老师大都是风度翩翩、仪表堂堂、满腹经纶、淡泊名利的饱学之士,使人一见之下,不由得不肃然起敬。但与其说是对个人的崇敬不如说是对知识本身、对学术本身、对技术本身的尊重和渴慕。这种感受使人不能满足于自已的现状,从而永远渴望得到新知识或新本领。所以,对我来说,学习从此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乐趣了,每天学会一点昨天不会的东西就会变成一种享受。小如学习新法的烹调或缝纫,大到花甲之年背起书包上学堂,都使我感到其乐无穷。两年前,我到一位钢琴老师家安排上课时间,她问,“是你孙女学吧?”我答曰,“不,是我学。”此语一出,吓了她一跳。

四年的燕大教育不仅给我一定的英文根底,使我能够成为一名尚算称职的英语教师,而且给了我专业外的知识和技能使我免于沦为一名只会满堂灌填鸭式教学、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教书匠。我想这应感谢燕大的智育教育。

(未完待续)

:自2001年开始我每晨6时必在旁认真聆听CRI(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中国国际电台“空中教室”的Advanced English课听到7时睡个“回笼觉”,8:30再起床。2005年上半年我开始订阅“彭蒙惠英语”教材后,几乎每天都仔细记笔记。有人说:“你教了一辈子英语,还用得着再学吗?”可我确信,知识的长河没有尽头,而对学习的乐趣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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